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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漫江: 減稅對于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有重要作用

2018年10月19日  07:00   21世紀經濟報道   包慧  

程漫江“未來消費增速的下行壓力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”近日,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漫江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獨家專訪時表示。“我個人覺得,目前市場對于未來

程漫江

“未來消費增速的下行壓力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”近日,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漫江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獨家專訪時表示。

“我個人覺得,目前市場對于未來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預期基本一致,但還未足夠意識到未來消費增速的下行壓力,例如當前汽車消費增速已呈現較快下降趨勢。”程漫江表示,2018年消費增速下降幅度沒有基建投資那么明顯,主要是由于油價大幅攀升后對消費名義增速的貢獻較大。但細分到各個子板塊來看,除了服務業增長較快外,絕大部分的消費細分板塊都出現了增速放緩。考慮到國際油價的不斷上漲對其它消費存在一定的擠出作用,需對明年消費增長形勢保持警惕。

消費增速面臨較大壓力

程漫江認為,如果未來地緣政治進一步激化,原油價格還存在進一步上升空間,而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涉及的范圍較大,明年可能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。考慮到過去幾年經濟轉型調整后,消費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組成部分,未來如果不能進一步推動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和出臺鼓勵消費的措施,消費有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薄弱環節。

面對消費增速的放緩,程漫江認為,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,減稅已刻不容緩。對于企業來說,考慮到當前實際征繳力度上升,建議未來進一步減并增值稅率,切實降低企業負擔。對于個人來說,在如何推動個人可支配收入明顯較快增長方面,仍存在較大的政策空間。目前個稅改革主要是提高了起征點,下一步在落地個人所得稅專項抵扣項目、金額和計算過程等方面,還存在政策發揮空間。

“企業和個人稅賦的減免可以提高消費的中堅力量,三十到四十歲左右人群的可支配收入,對消費構成支撐。此外,住房公積金制度也有待改革。一方面,公積金制度是影響企業職工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因素;另一方面,當前中國公積金制度的運作模式有待改進,運營效率有待提高。”程漫江表示。

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,在這個時點提出來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符合預期。“整體來說,在中國對外開放過程中,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相比開放的過程相對復雜,程度有待深化,如何探索金融市場的全方位開放,特別是資本賬戶的開放,將成為未來5-10年的一個歷史性任務。”

當前全球對外投資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,程漫江表示,今年五月以來,中美貿易摩擦逐漸升級,對相關投資采取的收緊政策,一部分受到了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,也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,如反腐敗、反洗錢等監管需要。從長期看,中國企業走出去仍是大勢所趨。中國經濟經過長期高速增長后,大量企業確實存在對外投資、兼并重組和在外建廠的發展需要,既是客觀事實也是必然趨勢。

投資者焦慮情緒較為突出

程漫江認為,今年股市表現情況不太一樣,是在估值已經處于國際平均線以下的情況下,還繼續出現較大幅度下跌。

企業部門杠桿率從2016年底的166%下降到2017年底的160%,流動性環境收緊成為股市下跌的導火索。盡管8月以來流動性環境改善,但股市仍繼續下跌,這其中,預期是影響資本市場表現的重要因素。

“從我們接觸到的國內和國際投資者來看,他們的擔憂都比較一致,就是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中美貿易摩擦該如何應對,會采取哪些措施以及能否有效應對上述挑戰。”程漫江表示,縱觀過去十幾年資本市場表現,今年投資者情緒的焦慮程度較為突出。從行為金融學的角度看,如果投資者普遍焦慮,市場很難說真正見底了。

今年二季度資本賬戶凈流入近300億美元,其中證券投資凈流入超過600億美元,這說明國外機構投資者從長期投資的角度在逐漸增持A股。A股當前是全球股票市場的估值洼地,近期又成功被納入富時羅素指數體系,這些都是積極跡象。因此,A股下跌總體還是投資者的預期問題。“決策者需要向投資者提供更清晰的政策信號,當前已經形成了對經濟逐漸走弱的一致預期,但未來要讓大家看到政府的決心,特別是堅定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。”程漫江表示。改革開放40年的核心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,政府需要注重與市場溝通的有效性,讓投資者充分理解政策的要點和核心。

中美關系與全球化進入新階段

程漫江還分享了她對中美經濟關系變化以及全球化進程的看法。

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,美國在“911”后開啟的新一輪貨幣寬松政策和減稅刺激政策,激發了美國家庭部門旺盛的消費需求。而中國加入WTO后,經濟增長潛力加快釋放,成為“世界工廠”。美國龐大的消費需求和中國廉價的出口商品供應,實現了緊密的有機結合,使得中美經貿利益深度融合。其間,中美雙方經濟均快速增長,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2006年前實行固定匯率,貨幣政策周期基本同步。

2008年以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,中斷了全球經濟擴張進程,中美經濟關系開始發生轉變。危機后,美國家庭部門迅速去杠桿,杠桿率從2007年底的98.5%下降到2014年底的80.2%,美國采取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,鼓勵企業資本開支,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價格再度上漲。其間,美國再度引領全球新一輪技術創新及應用,頁巖氣、新能源、3D打印、新一代信息通訊等新技術產業化,為美國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對中國來說,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導致外部需求急劇萎縮,加快了中國經濟從外需驅動向內需驅動調整的進程。但在后危機時代初期,中國內需增長主要依靠信貸擴張和投資拉動,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快速擴張,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迅速上升。中國向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轉變,使得危機前中美兩國高度互補的合作模式發生轉變,中美兩國在某些領域的競爭態勢逐漸顯現。其間,中美貨幣政策周期也不完全同步。2010年后,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再度開啟升值周期,中國貨幣政策開始更強調對國內宏觀經濟的逆周期調節,獨立性有所上升。

2014年后,中美經濟基本面和貨幣政策的分化加快。美國經濟經過危機后的調整實現了穩健復蘇,貨幣政策逐漸向正常化趨勢調整,2015年底開啟升息周期。中國經濟結構加快從投資向消費轉變,在直接經濟利益層面,中國對美國的依賴下降,在部分新經濟領域中美之間競爭態勢較為明顯,人民幣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,中國貨幣政策更為獨立,更關注國內宏觀經濟的表現。

因此,中美貿易摩擦的出現有其必然性,也標志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進入了新階段。在這個新的歷史階段,中國需要認清和找準自己的定位,雖然中美之間經濟利益的互補性逐漸減弱,但中國需要堅定維護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,更深入地融合到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,向全球一致認同的市場規則和秩序靠攏,以“國際語言”捍衛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。在這一基礎上,中國需要繼續加快發展市場經濟,而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就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,實現包括人才在內的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,其中最重要的是,要賦予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和空間。(編輯:馬春園,郵箱[email protected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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